纪录片《重生》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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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抽了半天时间,看了一部纪录片《重生》,这是目前唯一一部讲述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创业历程的纪录片。其中讲述党历经的各种“血与火”的考验,形势之严峻,局面之复杂,简直超乎常人想象。

一个组织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在思考的问题。而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组织,其创业史无疑是一部极好的创业教科书。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感触最深的有三点:

一、没有枪杆子,就没有话语权

大家都熟知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毛泽东之前,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两个人——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依靠枪杆子起家的。

先说袁世凯。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以后,派袁世凯训练新式陆军。袁世凯耗费10年时间,在京、津、鲁地区建成北洋六镇,一举奠定了日后他成为北洋军阀领袖的基础。

清政府出于对袁世凯手握重兵的忌惮,曾多次下令解除其兵权。但由于北洋新军乃是袁世凯一手创建,其特点便是“兵为将有”,换了其他人前去根本指挥不动。

在北洋新军拥有无可替代的绝对权威,成了袁世凯捞取政治资本的最大筹码。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袁世凯和清政府“讨价还价”,如愿以偿成为内阁总理大臣;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和孙中山“讨价还价”,如愿以偿成为“大总统”。凡此种种,跟他对枪杆子的掌控力密不可分。

再说蒋介石。

1926年3月,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举成为在党内和军中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摧毁了共产党内曾经的三个“一号人物”——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因为掌握枪杆子,蒋介石屡次通电下野,却屡次被请回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最后说毛泽东。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上写道: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1920年,毛泽东投身湖南自治运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面对民众和学生的和平情愿,反动军阀不但无动于衷,反而举起了屠刀,对准了枪口......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及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更是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如果没有枪杆子,再深奥的理论、再犀利的判断、再庞大的群众基础,都无济于事。在任何时候,都要靠实力说话。“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底气,“向全国进军”的豪气,都主要来源于军事上的胜利。

启示:一家企业或者一个团队要想壮大,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业务,保证能够在市场上长期赚到钱。在企业如果没有业务,就像在军队里没有枪杆子是一样的,永远不可能居于重要位置。须知,有为才能有位,有位才能有威。

二、谁最匹配一项资源,谁就将最终拥有它

毛泽东虽然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并不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甚至有时会被“边缘化”。

1931年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错误批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离开军事指挥一线。

这个时候,比毛泽东小14岁的博古,正在步入人生的“高光”时刻。1931年,年仅24岁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27岁的博古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但是,由于缺乏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博古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而正是在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启示:我们能看到很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少年得志,但却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际。谁取得过程的胜利并不重要,谁现在走在你前面也并不重要。毕竟,每个人的“时区”不一样。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能够让你最终匹配得上你想拥有的“资源”。

三、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轻言放弃

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为5.7万人。经过“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一大批中共党员倒在了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之下,人数最少时仅剩下1万多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湘江一役,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队伍折损过半,兵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奉命北移,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1947年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进攻延安。国民党军出动34个旅25万余人,100余架飞机,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当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只有6个旅,兵力不足3万,与敌相比,众寡悬殊。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并断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不难看出,从1921-1949年的28年岁月里,党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挫折不计其数。有很多时候,甚至都到了命悬一线、生死存亡之际,但往往又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如果没有顽强的意志,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不被艰难困苦所压倒的。

启示:从星星之火,到在中华大地渐成燎原之势,再到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一路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精神状态,与我们崇尚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懦弱的人,在强压面前会被打倒;而内心强大的人,在重压面前会迅速反弹,甚至到达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