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张桂梅先进事迹作文材料5篇
有人说，一名教师的人生可以影响许多人的人生。张桂梅就像暗夜里的灯盏，在教学一线照亮了贫困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成长之路。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2021张桂梅先进事迹作文材料5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 ，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08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12年来，张桂梅的每一天从清晨的教学楼巡视开始。5点30分，张桂梅打着手电筒，将5层教学楼的楼道一一点亮，早些年，她要赶走因为没有院墙而进入学校的蛇和各种小动物，低飞的蝙蝠会划破学生的脸。她站在二楼，手持喇叭，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
她希望顺时针转的每一分钟都能逆转贫穷。
她记得调任云南华坪县中心学校教书时，第一次目睹贫穷带来的苦难：有学生没钱置办衣服，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到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还有家长来教书费，拼拼凑凑在桌上洒了一把，最大金额的5角，总共不到50元，“我就这些了，有了还给你送来。”
张桂梅常自掏腰包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腹腔中长了一颗2公斤大的肿瘤。
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张桂梅走了40分钟。为带好毕业班，张桂梅坚持上课，把学生送进考场再住院。有一天，张桂梅突然喘不上气，有老师顶着风雨为她找氧气袋。有学生家长在山里采野灵芝，用机器磨成粉，拌在饭里送给她吃，还有学生去山里采摘野核桃给她。
山里的妇女们为了给她治病捐款，10元、5元……县长对她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穷，都会把你的病治好。“所以我就留在这儿了。”张桂梅说。
2001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捐助方指定让张桂梅担任院长，丈夫去世、无儿无女的张桂梅答应了。她发现，每一个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悲剧性的母亲，有杀死家暴丈夫获刑的母亲，有因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这让张桂梅意识到，贫困的女孩成为贫困的母亲，贫困的母亲又将养育贫困的下一代，“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班里女孩本就不多，张桂梅发现，总有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去大山里找，发现很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了。有一次，张桂梅在家访途中，看到一个女孩坐在田埂上，眼睛往远处看，她上前询问这个女孩在想什么，女孩看了她半天，哭着说自己想读书，但妈妈让她嫁人换彩礼。张桂梅很气愤，去女孩家里试图说服她的家人，费用她负责，但没有成功。那个女孩的眼神、坐在高山上的样子一直刻在张桂梅脑子里。
张桂梅想创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为大山女孩提供教育机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但2004年，这个想法在不被当地教育部门理解，“什么时代，还建女高?”
更棘手的是资金。一所高中需要配套至少3个实验室，最便宜的生物实验室“就要五六十万元”，大家觉得张桂梅“太天真”。
但张桂梅坚持要干，“钱多钱少我不管。”早在2002年，她就四处“化缘”。她打印“好大一堆证明和宣传材料”，去人多的街上、桥上发，想着一人捐几元，捐得多了学校就办起来了。
然而，5年只募集到1万多元，有人骂她骗子，还有的向她吐口水。
张桂梅在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当年，全国党代表在丽江市只有两人，张桂梅是其中之一。那一年，张桂梅去了北京——一名记者发现她破洞的裤子，将她想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见诸报端，引起政府重视。
在市、县政府200万元资金支持下，2008年4月，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投建，环境简陋至极：没有食堂、厕所、围墙和大门，只有一栋5层教学楼，地上遍布钢筋水泥。
当年，张桂梅带领17名老师擦洗教室，他们将床从山下抬到教室，铺上新被褥，贴上学生的名字，迎来第一届新生：96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