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七期开播了。纵观历史五千载，华夏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犹如一条巨龙，山石可移，海河可枯，唯有我们的文化不会被时间吞噬，汇聚成一股如同长江绵延万里，奔腾不息的中国力量，这就是文化自信。下面小编整理青年大学习第九季第七期观后感，欢迎阅读。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影响制度的深层次因素，制度在发展过程中趋于发展为一种文化理念，而且文化差异对各民族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个方面来看，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传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制度体系，这种经过文化自觉而选择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与契合性，更容易使人们坚定对自身制度的自信。
制度是思想的载体和实现形式，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在特定的文化底蕴中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早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思想等等。把这些思想运用于构建制度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提供重要保证，也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近代以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先后学习过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多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总统制等制度模式，最后都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探索，形成了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在对传统制度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见，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完善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其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失去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文化体系，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根基。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离开中华文化的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缺乏勇气和智慧;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气节。因此，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也就成为制度能否受到认可并使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前提。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信仰、思想和道德支撑，对于增进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认同、确保制度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人民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基层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也是制度自信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实践检验中得以确证，并在造福人民中得以拥护。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提高坚强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动群众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和发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并获得了最广大群众的认可、拥护和支持。
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基础是持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实力，而这种持续提升必须以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有力支撑，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凝聚力。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进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可以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制度优势相辅相成、互推共进。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提供框架规约、严密程序和运行机制等，能为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推动文化发展的守正出新。另一方面，在着力提升经济增长等硬实力的同时，切实发挥文化对现代制度建设的推动作用，可以提升文化带来的创新激励对创新驱动的贡献，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坚强的文化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四者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将这种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来袭的同时，一段时期以来，文化领域客观上存在着“文化全球化”的思潮，这一思潮忽视中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地位，甚至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针对这一思潮的冲击，习近平在提出文化自信命题的前后，较多地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这正体现了习近平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
然而，毋庸讳言，理论界对何谓文化自信明显存在不同理解或不同的强调侧重点。有学者对西化思潮的抵制明显矫枉过正了，如鼓吹中华传统文化中已包含当代民主、生态文明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精华，《易经》中已蕴含计算机二进制和基因学说的思想萌芽，却根本回避了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形成的农业社会、封建主义和等级秩序的社会背景，而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仅能够防止中国发展走向歧路，甚至能够拯救世界。更有甚者，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机，大打政治“擦边球”，明里暗里主张以儒家思想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鼓吹所谓“儒家宪政”以干预政治生活。而伴随着这股社会思潮的，则是封建迷信沉渣泛起、落后文化登堂入室，俨然成为文化自信的“高级黑”。
为了厘清这一问题，避免对文化自信的片面理解，首先，须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
其一，习近平所讲的为我们提供文化自信的“文化传统”，并非止于“传统文化”。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界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三种相继发展的文化，从而构成了文化自信的三层内涵：“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13]他在此前一个半月对“文化传统”论述道：“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5]显而易见，“文化传统”应该包含“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我们要讲文化自信，须是对基于这三种文化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以及“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的自信。
其二，对构成文化自信的“传统文化”，习近平在大多数讲话中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三，即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也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关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关系，学界是有不同解读的。大多数学者强调文化自信应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但也有学者强调“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促进高度的文化自觉”[14]。对于何为文化自觉，多数学者把它界定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这既空泛又“高大上”，因为一方面它基本是“文化自觉就是文化觉醒”式的同义反复，另一方面则将文化自觉拔高到对涉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重大命题的“深刻认识、正确把握、主动担当”的终极境界。可能还是较早提出文化自觉命题的费孝通先生说得实在：“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
习近平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13]理论的清醒，又取决于理论的“彻底”。“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对于所谓文化自信的提出“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的逻辑框架”“超越了对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传统思维定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突破”的观点，可质疑之处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位一体”的论断以及坚定“三个自信”的命题的时间不长，尚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研究，如“三位一体”相统一的基础、“三个自信”功能的实现等。从宣传上说，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还远远没有确立“三个自信”，怎么这么快就要把它作为带有贬义的“传统思维定式”而加以打破呢?这除了反映文风问题外，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如何在区分狭义和广义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真正搞清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其实质问题是：广义的文化自信是否蕴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换言之，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否具有文化意蕴?
所谓狭义的文化自信，是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相并列的、特指作为狭义文化的自信;所谓广义的文化自信，则是包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内的作为广义文化的自信。
就狭义的文化自信而言，它的提出是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的拓展。如习近平所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3]因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3]。因为把“三个自信”拓展到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可以在更深厚的文化基础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获得更大的公约数，即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寻求更多社会阶层的认同，同时，它可以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提供有益的启示。
就广义的文化自信而言，它的提出是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的提升。习近平早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关系作过阐述，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从形成的角度看，它既把成功的实践(即道路)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其二，从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价值看，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因此，他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我们万万不可在引入文化自信的时候，对它作漫无边际的解读，而独独抽掉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而这个“主义”本身，就蕴含文化的因素。习近平说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就体现了人类文明特别是欧洲文化的进步，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则无疑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正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界定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亦包含了制度文化。习近平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围’、‘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5]其中蕴含的就是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广义的文化自信，而不只是“功夫中国”“龙船中国”“饺子中国”等狭义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见，如果一定要对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作简要界定，那么比较科学地说，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的拓展和提升，而非所谓对“三个自信”的“逻辑框架”和“传统的思维定式”的“突破”和“超越”。